总之，1954年，我国正处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经济上的特点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一些史料记载了当时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制宪的过程，您的《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一书中也有详细记叙。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是，感觉这部宪法离我们特别遥远，似乎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什么关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名单充分吸纳了民主党派人士。开会260次，平均每组开会20多次。现有的史料也充分表明了中共中央组织起草宪法草案时的民主过程，展现人民宪法的民主性。在修宪的同时，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出了完善宪法、运用宪法、遵守宪法等方面的要求。五四宪法制定中的民众参与主要有两个阶段。

此次通过了21条宪法修正案，集中体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与时俱进发展宪法指导思想，丰富完善国家目标和发展方向，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宪法正文，作出许多重大体制机制安排。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结论 我国既然确立了立法机关主导的合宪性审查机制，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就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政治文化。

行政机关只能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合宪性问题，以辅助的形式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行政机关技术治国的能力均由其超强的执行能力支撑保障。因此，即使党享有概括的合宪性审查权，关于合宪性争议的最终决定权仍归属于全国人大。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关中，中国共产党设有各类常设性领导小组和依托特定工作议题所设立的专项性、临时性领导小组，分别对应于科层治理和行动性治理形式。

在执法阶段，行政机关的执法目的本是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诚然，相关部委的报告可能仅止步于论证为什么有争议的法律规范存在违宪风险，无需进一步提出如何回应争议或解决争议的方案。

李某所在街道办事处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7条以及《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第5条，通知李某须缴纳154700元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得其申请公开的材料。1954年《宪法》无论是制宪过程还是宪法的内容都充分体现了民主，其不仅宣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且规定了实现其权力的各种形式和具体保障制度。若行政机关起草法律议案时严格依据宪法，将大大降低法律草案违宪的概率。例如，全国人大赋予国务院部分立法职能，但全国人大可以通过重新立法或直接废除等监督方式，使得行政法规归于无效。

这为行政机关理解执法依据创设了一个合理推定：立法者的本意是制定符合宪法的法律法规。但即使在早期的权力分立模式中，行政机关的宪法角色也远不止机械运用规则。（2）是否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在人大系统内，除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层面，还要持续推动地方人大常委会健全备案审查制度。

（二）案件筛选与启动合宪性审查提请权 《立法法》第9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的要求。相比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实践中引发更多的合宪性争议。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关中，中国共产党普遍设有党的基层组织，并广泛设置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党组。要么是在规范性文件通过后的备案阶段，以抽象的规范控制为主，具体争议处理为辅。

国务院针对合宪性争议提出部门解决方案，只是从行政机关的视角为决策机关作出最终决定提供另一种思路。本文首先将根据中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证成合宪性审查权力和职能可以分属不同的主体，为行政机关发挥合宪性审查辅助职能提供空间。然而，在行政机关后续报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理法律议案的材料中，《条例》并未责成起草议案的相关行政部门在材料中体现其已经履行了审查草案合宪性的职能。我国建设合宪性审查制度，除了考虑法律方面的功能，还必须关照政治方面的功能。实务中大量的法律议案是由国务院提出的，协助起草的部委机关客观上比较熟悉有争议的法律条款。这种理解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定位也是契合的——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为了强化合宪性声明的效果，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还可以将相关部委的回应附在法案审查报告后面。功能主义权力配置观的要点在于功能—机关的明确勾连。

这些国家或地区坚持传统的议会主权，同时又逐渐意识到法院在基本权利保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考虑谁适合承担合宪性审查职能，首先要确定权力和职能在运行过程中能否有机统一，避免权力失控或各职能部门之间一盘散沙、甚至相互掣肘。

实践中，备案审查职能还进一步在人大系统内外进行分配。另一方面，在社会公众的关注下，起草法案的部委机关也不太可能敷衍回应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质疑。

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功能，我国学者先前已经有相关研究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如何发挥合宪性审查的案件过滤作用。既然国务院在提请审查之前已经作出合宪性审查的初步判断，从提升工作效率的角度考虑，国务院在提出合宪性申请时就可以附带递交相关部委对合宪性争议作出的前期调研和论证报告。即使拥有决策权，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决定也可以取代其决策。提案人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之间将形成一种反馈循环效应：一旦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得出不同结论，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法案的过程中，提案人就需要回应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质疑，进而使得更多人大代表在一个更加常态化的基础上讨论和争辩草案涉及的合宪性事宜。

在日本，由于日本最高法院事实上放弃解释日本宪法第9条（和平条款），日本内阁法制局便长期主要负责解释该条款。其次，行使合宪性审查的职能不是代替权力主体作出终局判断，而是进行最终决策作出之前的准备性、辅助性及事务性工作。

行政机关是否具备合宪性审查的能力呢？在陈旧的权力分立观点下，行政机关的存在就是为了适用立法机关的法令和执行法院的判决。若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时增加合宪性考量，不仅可以降低行政执法中政策扭曲的概率，而且能够驱动行政机关积极依宪行政。

首先，《条例》没有明确规定全体村民的拆迁补偿协议是否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但《条例》第21条要求主动公开涉及土地征收、房屋征收方面的政府信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性治理表现为即事性和即时性。

2018年修宪之后有学者基于中国宪法文本提出，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是合宪性审查权的权力主体。这更是突出了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以合乎宪法的方式解释执法依据的必要。在人大系统外，党委、政府、军队也参与了备案审查工作。1982年《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政治决断机制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的二元结构塑造的。

此时，国务院在相关事务上不具有最终决策权。分离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和职能也符合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即必须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

备案审查目前作为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一论断。我国大概有80%的法律议案是由国务院提请的。

由于本文讨论的合宪性审查辅助职能是单纯的义务性规定，主要依赖民主政治促使行政机关履行辅助的义务，所以采用职能代替职权。为了便于立法机关监督，以专业性为机构特点的行政机关就必须向非专业性的立法机关论证和说明其立法草案。